《群体的智慧:如何做出最聪明的决策》
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著 王宝泉译
中信出版社
当你面临艰难决策的时候,你可能会寻找你最信任的朋友或家人来获得帮助。当你的组织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去寻找专家或者咨询公司来为你出谋划策。这些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习惯:我们相信聪明人,相信专家,相信你认为值得信赖和值得尊重的人给你的建议,以及他们对于问题的判断。很少有人相信一群“乌合之众”们的决策会是正确的。
设想一下,你正在为下一个季节应该开发什么样的新产品而发愁的时候,你随机走到大街上,拦下100个人,把他们带到一个房间,给他们讲清楚你面临的困境,请他们给你出主意,之后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策并实施。如果你这样做,估计周围的人肯定认为你是疯了。你的上司马上就要考虑你的工作能力问题了。可本书的作者、美国《纽约客》杂志特约拟稿人詹姆斯·索罗维基开始挑战人们的习惯了。他使用6个章节,举出无数的案例要来证明群体的决策比个人、专家们的决策更正确,其中还不乏一些非常知名的心理实验用来佐证自己建议的正确性。该书一经出版就登上《商业周刊》、《福布斯》杂志最佳商业图书的榜单,并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作者把问题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是认知问题。这些是已有或会有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这种打印机在今后三个月里能卖出多少台?
第二类是指通常所说的协作问题。协作问题需要团体成员想出如何协调彼此的行为,清楚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例如在拥挤的交通中,你怎样才能做到安全驾驶?
第三类问题是合作问题。合作问题涉及的是自我利益受到挑战。当互相不信任的人在一起工作时,甚至还有狭隘的自我利益似乎也在发号施令,以致任何个体都不能分一杯羹。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要想使群体有睿智的必要条件,即多样性、独立性以及特殊类型的分散化。
第一章 群体的智慧
作者举证了电视有奖竞猜节目中“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事实,现场观众回答的正确率高于专家。作者也列出了其他类似的诸如对室温、瓶中豆子的数量、走迷宫等试验项目的结果,都是群体的智慧更加明显。作者甚至使用了体育赌博的盘口和挑战者发射失败后股票市场的表现来证明:只要群体决策市场存在多样化、独立性和分散型,那么都可以为令人满意的团体决策提供保证。他同时论述到,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市场最令人困惑的事情就是公司化的美国对它们几乎不抱兴趣。公司战略体现在从许多不同的源泉搜集信息,并对潜在结果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以面对不确定的将来进行果断决策,这些都是为决策市场量身定做的任务。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各公司对这种潜在的极为有益的信息源显得漠不关心,从而令人惊讶地不愿意通过开发员工的集体智慧来改善决策。
第二章 差异化导致的差别:摆尾舞、猪湾和多样性的价值
作者通过回顾美国汽车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史来说明多样化的优势,并得出结论:一种体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它辨别失败者并马上将其淘汰掉的能力。消费者就是具有多样性的这样一个群体,因此他们自然淘汰了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一个消费个体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些分散的、独立的、具有多样性的消费群体就具备了这个能力,他们比单个的专家更能辨别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作者同时也注意到群体迷思这样的现实并指出,多样性不仅为团体增加了不同的观点,而且更容易促使个体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第三章 猴子爱模仿:模仿、信息阶流和独立性
独立性对于做出明智的决策很重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独立性能够保证人们做出的错误决策不影响别人;第二,互不相干的个体更容易获得新信息。但作者同时也注意到独立性是很难获得的,因为我们既是自主的生命体,也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希望彼此了解,而了解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随大流的人们可能认为他们自己的判断正确,或许他们的看法没错。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所以随大流是因为他们觉得聚在一起最安全。由此,作者导入了一个信息阶流的概念。信息阶流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过了某一时刻后,人们不再对自己的知识——他们的私人信息——给予关注,而开始关注别人的行为并加以模仿。一旦每个个体不再依赖他自己的知识,阶流也就不再提供信息了。大家都认为人们做决策依赖的是他们所了解的信息,事实上人们做决策依据的是他们认为别人在此之前已经掌握了的信息。于是团体最终做出的是一个糟糕的决策。团体能够成功做出决策的关键在于,使人们对别人的所思所言尽量不要在意。
第四章 拼图游戏:中央情报局、Linux和分权艺术
分权化有许多优点,如果存在将系统中每个人掌握的信息集中起来的手段的话,一个分权化的系统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最佳结果。但如果缺乏这样的手段,就没有理由相信分权化能产生高明的结果。由此管理中经常被讨论的民主与集中、分权与集权在这里有必要加以讨论。笔者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就是谁能事先判断众多群体决策中的哪个方案是好的、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个才是更重要的呢?难道要把这些重新交给各个群体讨论决定吗?
第五章 我们可以跳舞吗?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协调行动
协调人们行为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求助于权威或者加以强迫。结果,许多协调问题要求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人们怎样才能自发地——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使自己的行为按照高效而有序的方式协调一致。这是一个不会轻易得到答案的问题。通过建立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和习俗,文化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协调。虽然说内部因素对习俗的良好运转至关重要,而外部的约束通常也是必不可少的。
惯例也是一种协调方式。作者还指出有些惯例违反经济理性,但是人们依然按照惯例行事。
第六章 社会的真实存在:纳税、付小费、收视调查和信任
作者使用了知名的最后通牒游戏以及人们对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格拉索过高酬金的愤怒导致其离职的现象,并指出不论这种行为是否理性,这种强互惠主义是一种亲社会行为,因为它能驱使人们超越对利己的狭隘界定,有意无意地维护了共同利益。
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揭开人们为什么要彼此合作的全部秘密,因为只有人们彼此合作社会和组织才能运转。对一个社会而言,不可能单纯依靠法律就能确保公民行为正直和富有责任感;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契约就能确保管理者和员工尽职尽责。信任和合作带来的社会公益相对而言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这两者确实带来了一个问题:人们越信任,他们就越容易被他人利用。如果说信任是市场相互作用最有价值的社会产品,那么腐败就是对它最有破坏性的毒瘤。
作者还论述了如何让人们纳税这个集体问题,并认为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信任,才能使人们主动纳税。第一,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相信他们的邻居,相信他们大体上做事情很恰当,会履行应尽的义务。第二,相信政府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明智地使用你的税款。第三,相信国家能发现和惩罚犯罪,而且还能使无辜者免于处罚。
到此,作者论述完毕了自己的群体智慧理论,是否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以及采纳还有待实践的考验。
在以后的六章,作者则使用他的理论开始分析一些现实问题。
第七章 交通:我们的症结是未能协作
世界上各个大城市都在经受交通拥堵之痛,目前解决的方案是收交通拥堵费,作者列举了新加坡和伦敦的例子。交通拥堵定价的宗旨是通过平衡他们驾车所带来的益处与他们不情愿地向别人付费之间的关系,来促使人们更好地协调自己的活动。
在高速公路上进行协作之所以如此困难,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驾驶者的多样性。多样性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必要条件,但是,多样性有时会对解决协调问题造成更大的麻烦。如果驾车者同质性,能使这个问题解决吗?试验开始了。人们采用自动化技术让车辆自动驾驶,车距是21英尺。车辆在行进过程中保持了完美的同步性,因为由驾车者的反应导致的延误根本不存在。一辆车一旦改变速度,其他车辆就会马上做出调整。在长达四天的测试中,车队以65英里的时速行驶了数百英里,车上载的都是真正的旅客,但没有发生一次事故。这是一个理想的,高度组织化的高速公路的景象。
第八章 科学:协作、竞争和声誉
作者通过对于2003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与遍布世界各国的11个研究实验室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共同致力于发现和分析SARS病毒,所有的实验室一致同意进行协作。这些实验室每天都召开远程电话会议,除了分享工作成果之外,还要商讨未来调查所要采用的手段,同时对现阶段的成果展开讨论。基于协作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的实验室能在同一时间致力于同一病毒样本的研究,速度和效率也得以倍增。4月16日,在世界各国的实验室开始全面合作后仅一个月,研究人员便充满信心地宣布冠状病毒确实是导致SARS的罪魁祸首。可究竟是谁发现了SARS致病的原因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最后的报告中表明是各国实验室这个团体共同发现的。这个科研过程不具备代表性。实际上,尽管科学界从根本上来讲没有国界,但即使到今天,绝大多数协作依然发生在研究领域非常接近的科学家之间。对科学家而言,追求他们自己的私利要比听上去复杂的多。在科学家们为了得到认可和赢得关注而展开竞争时,只有那些罕有人匹敌的人才能获得胜利。于是,科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奇怪的悖论,即同时需要高度的竞争和高度的合作。对认可的追求确保了多样化的思想的持续融合,竞争也可以提供一种对错误思想的内在检验。
第九章 委员会、陪审团和小组:哥伦比亚空难以及小团体是如何运转的
作者首先回顾了哥伦比亚号发射之前的决策会议,一系列的错误导致了发射,最终结果是发射失败。作者最终总结道:第一,团体决策并不是先天就效率低下,当越过某一平衡点,且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有效的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二,倘若你没有赋予团体以汇聚成员意见的手段,那么就不要让小团体成为领导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小团体被纳入决策过程,那就应该允许他们做决策。哥伦比亚号故事最令人沮丧的一个方面就是,任务管理小组从未就任何事情投票表决过。任务管理小组的成员可以在报告中发表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得到集中讨论的机会。
第十章 公司:见新老板如见前任乎?
作者首先描述了一家名叫Zara公司的成功,指出任何企业都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尽管身处市场竞争中,但它需要采取一系列的非市场手段——计划、命令、控制来实现目标。对ZARA来说,速度和控制力比纯粹的降低成本要来得重要,或许将裁剪和上色外包给中国的工厂确实能够降低成本,但是这将使ZARA丧失其最具特色的品质:快速准确地回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
作者还回顾了美国企业管理史的大致发展历程,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最深刻的悖论是:即便企业越来越重视分散管理的价值和自下而上机制的重要性,但他们也依然把他们的首席执行官视为超级英雄。当然,不仅企业如此,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普通美国人或许不知道阿尔弗雷德·斯隆到底是何许人,但到了90年代,杰克·韦尔奇肯定是美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这种观念让人困惑之处在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个人能够在不确定的现实面前永远做出卓越的预测或战略决策。
第十一章 市场:选美、保龄球馆和股价。
作者在本章探讨了最符合他的有效群体条件,即独立性、多样性以及特殊类型分散化的市场条件下,群体决策是如何变得无效的。
金融市场要么由恐惧主导,要么由贪婪主导,不过健康的市场是同时被恐惧和贪婪所激励的。众所周知,你想卖出股票的时候,那些买股票的人对这只股票未来前景的看法肯定与你不同。你认为股票在贬值,别人却可能认为它正在升值,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是正确的,但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互动,市场才能更好地分配资本。股票的价格反映的通常是一系列受制约的决定,因为当很多人在估算股票值多少钱的时候,他们的估价至少部分地根据其他人认为该股票应该值多少钱来决定。因此在大部分时间内,股市是组织决策和依赖决策的混合体,虽然千变万化却又相对稳定。当这个混合体太过于依赖的时候泡沫和崩盘就出现了。只有团体中每个人所享有的信息与每个人的私有信息相等时,这个团体的决策才是明智的。所有这些正确的或者错误的独立信息的结合体使这个团体能够保持理智。但是当泡沫出现以及泡沫破裂时,人们的预期则是相同的,媒体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越少的投资者把市场看作凯恩斯所说的选美比赛的话,那么,市场决策就会更加有效而且明智,也就是说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
第十二章 民主:共同利益之梦
我们需要民主,是否因为民主给人们一种参与和主宰自己生活的感受,以及因为民主有助于政治稳定?我们需要民主,是否因为它让个人有了自我主宰的权利,即使他们用一种极其荒谬的方式来行使这种权利?或者,我们需要民主是因为民主是做出明智决策和发现真相的绝佳手段?
作者认为对协调与合作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效果上看,群体决策是最好的。不过他们不是从政治上层强加下来的,而是从群体中产生的。而且总体上讲,他们比理想主义者们能想出来的任何方案都要优秀,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主体制。民主体制不是解决认知问题的方式或者显露公共利益的机制,而是处理最基本的协调与合作问题:如何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如何为共同利益作贡献?民主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民主的经验就是如愿得到一切东西的经验。民主是看到对手获胜并获得你一直想要的那些东西,而且你会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你相信他们不会破坏那些你珍惜的东西,相信你有另一个机会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健康的民主极力主张妥协的美德,还有变革。民主人士做出的决策也许不能代表群体的智慧,但民主化的决策过程却可以代表群体的智慧。
作者使用了大量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验试图证明群体的智慧丝毫不亚于专家和精英的智慧。把复杂的机理通过自己的语言描述成简单的道理。是一本极具挑战性也极富启发性的智慧之作。
图书情报中心 张力军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