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后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所以那段日子是很艰苦的。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是这种挫折与磨炼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我不管受到什么挫折和磨炼，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就立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没有小时候那些挫折和磨炼，我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就不会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今后我也将继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上文出自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2000年10月17日至22日，应大韩民国总统金大中邀请，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出访前夕，朱镕基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的采访。在采访中，洪锡炫会长请求朱总理给韩国的青少年讲几句鼓励的话，朱总理当即说出了这番坦荡而诚挚的肺腑之言。

出版本书历时三年，书中共收录了1993年至2002年朱镕基总理的访谈60次。细细品味这些谈话的内容，可以感受到坦荡而恳切是朱镕基总理答记者问的主基调，然而，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发问对象以及不同的问题，总理又恰到好处地调整了他的谈话风格。

本书收录的谈话，内容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而且是即席面谈，有些还是全球直播，因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言人，答话应当慎重、机智，切忌轻率。否则，轻则给世人留下话柄，重则可造成国际争端。这种事例屡见不鲜。这就要求答话者迅速洞察发问的内容所指向的目的及其中隐藏的意义，同时非常留意自己所说的话。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有一段总理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对话：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上周我曾有机会到吉林省和辽宁省去观摩了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种选举使得村民们有机会选出他们希望选出的村长，或者是把他们不喜欢的村长赶下台。你个人对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是否支持？也就是说，允许所有18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不仅能够选举他们所在地的领导人、而且也能够选举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如果你赞成这种做法，你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实现这种制度，如果不赞成，理由是什么？

朱镕基：我知道已经有一个美国的基金组织到中国来对这种选举进行过调查，并且发表了非常肯定的意见。目前这种民主的制度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企业中实行，例如，民主评议厂长，民主审查财政账目，一部分企业民主选举厂长等等。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至于如何选举主席和总理，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选举制度。”

在这段谈话中，朱总理的答话柔中带刚，既具体地回答了实际问题，又严正地声明了我国对相关问题的明确立场。答话既没有绕弯子而令人厌烦，又没有因过于直截了当而显得唐突。恰好地掌握了分寸。

冗长的谈话不免会因为单调而令人厌倦，因此，擅长言谈者必善于引领话题，善于转变话题方向，善于幽默，特别是面对促狭者的提问时。在本书中，我们经常可以领略到朱总理在这方面的技巧。

1998年，朱镕基总理已经年届七旬，然而，在答记者问时，充分地展示了他敏捷的思维能力和非凡的记忆力。下面的一段对答就是一个例证。

“中央电视台记者：今后五年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你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对本届政府的任务，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明确要求；刚才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委员长发表的讲话，又对本届政府的任务作了具体规定。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可以把本届政府要干的几件事情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内的需求。由于我们最近几年宏观调控成功，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了货币的发行，使通货膨胀指数降得很低，因此有可能拿出较多的财力来刺激国内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还有住房建设，因为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什么叫做三个到位？第一个到位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个到位，我们去年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确定要用3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就是说，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这个目标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

第三个到位，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把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这个任务要在3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3年内完成机构改革。我讲的3年内完成，是指分流出来的政府机关的一半干部3年内都能够到达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至于分流工作，今年就得完成。也就是说，新政府成立以后，在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确定后，今年这一半人就分流了，但完全到位则需要3年时间，因为分流的这一半人要经过培训，并考虑到他本人的志愿，把他分配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关于“五项改革”，第一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3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

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因为现在的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在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3年多。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改为商品化。

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我们在下半年将出台一个全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方案，来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福利。

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制度是1994年改革的，取得了极大成功，保证了每年财政收入以极高的速度增加。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必要的规费以外，不允许再巧立名目向人民群众收费。

最后我还要讲，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资金不足，贯彻得不好。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其次，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项目，投产之后没有市场，倒把原有的一些企业挤垮了。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担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在这番对答中，朱总理将未来5年本届政府的重点任务及挑战阐述得清清楚楚，既有提纲挈领的综合阐述，又有细致的客观分析，即便是基层的老百姓也能理解其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放这段历史的声音时，不难发现，这段话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这十年来的生活。从历史数据价值来说,本书中的许多内容非常珍贵,可以帮助读者特别是年轻员工了解和理解我们国家在那个阶段的很多宏观政策、外交措施。

初唐名臣虞世南是贞观年间画像悬于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之一。他博学而耿介，直言善谏，常与唐太宗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虞世南曾以蝉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自况为官心迹：做官做人立身高处，德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声名远播。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所幸“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今，在和煦的金秋，当他在广州的公园里散步，在西山专心拉胡琴,人们向他投以尊敬与喜爱的目光时，应该也难忘这位前总理昔日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独特风采。

徐璐撰稿